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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即杨佳本人是精神病患者，据现行法律，杨佳当被判处死刑。这和在其之前，他是否受过来自上海警方的委屈，他的袭警是否获得一部分公众喝彩没有关系，这些只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甚至文学性的问题，属于另一个层面。法律是刚性的，纵有天大的冤屈，法律绝不允许个人去复仇，而且让六人丧命。就案论案，据上海司法当局声称乃杨佳母亲聘请的律师、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谢有明先前所说杨佳判死刑没什么问题，这种判断大抵不差，但由被告人的律师在开庭前说出，则有悖于起码的职业道德，难怪被人称为“编外公诉人”。

既然只要有证据证明杨佳犯罪事实清楚，由哪个地方的警方侦查此案，由哪个地方的检方、法院、律师来公诉、审判、辩护此案，杨佳都会死。惩罚犯罪、维护法律的目的照样能达到，为什么上海司法当局非要自己办案呢？

因为上海警方是此案的当事一方，由上海司法当局侦查、公诉、审判此案，再由一位备受公众质疑的上海律师辩护此案，即使判处杨佳死刑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即使有上海警方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公布的4分钟录音来说明当初盘查杨佳乃文明执法；即使公审时杨佳保持沉默对公诉毫无异议；即使杨佳的母亲出现在公众面前亦保持沉默。但只要由上海司法当局办理此案，公众对上海警方的各种怀疑和非议会不能自然平息的，反而会加深对杀人者的同情。上海司法当局出面判处杨佳死刑，会给公众的印象这不是以国家的名义惩罚罪犯，而是受到极大伤害的上海警方在复仇。这样不但冲淡了法律惩治罪犯的正当性，反而更加凸现了凶手杨佳的悲壮形象，更会被一些人看成无所畏惧的“英雄”。这对惩罚犯罪维护法律尊严不利，对改善警民关系改善警察形象不利，这会使上海司法当局乃至整个上海的文明法治形象受到损害。

上海应该主动回避此案，向中央申请指派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来侦查、公诉、审判此案。这样做不但显示出上海司法当局的气度和理智，同样能达到惩罚犯罪告慰死去的民警之目的。

而从案发到现在，上海司法当局种种作为是不明智的，把自己摆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杨佳母亲的下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杨佳留置在警署的六小时发生什么颇多猜测。尽管上海警方雷厉风行地抓捕了据说是散布谣言的郏某，但此举反而加重了公众的疑窦。上海司法当局凭自己的力量，当然可以把杨佳送到刑场，公众阻挡不住。可想想这样做的效果吗？杨佳从进入闸北分局那一刻起，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如果枪毙一个该死的罪犯，司法当局还要付出自损形象的代价，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既然上海警方说当初盘查、留置杨佳时执法文明，那害怕什么？就让异地侦、诉、审呗，反而更给上海警方增加形象分。即使退一步讲，在盘查、留置杨佳时，真的发生了一些冲突，当事警察有执法不文明的行为，这也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一两个基层民警的行为不足以否定整个上海公安的形象。相反，如果上海司法当局处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不希望当初某一两个民警办案时的真相被公众知晓，非得自己办理杨佳袭警案，就相当于某一两个基层警察成功地绑架了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警察，也绑架了法律，让国家法律为一两个基层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背黑锅。这样做无益于警察队伍建设，无益于反思此案进一步文明执法，而会使公众对警察乃至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增强。

这个案子即使发生在明、清时期，松江府和两江总督衙门决不会自己审这个案子，而是会请朝廷刑部来审理。这让我想起前一阵子一部很叫座的大片《刺马》，张文祥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这当然是惊天大案，案发后坊间有各种议论和猜测。有为太平天国复仇说，有为兄弟复仇说，有湘淮军矛盾说。甚至江宁城里的茶楼酒肆编起了曲文，向茶客演唱刺马案，且多为突出张文祥的侠客形象，贬损一个被害的一品大员。那些演唱者和茶楼老板也没有以涉嫌诽谤被官府抓获。最后，朝廷派出了刑部尚书郑敦谨亲赴江宁，会同名满天下、威望无人能比的曾国藩审理此案，请上谕批准，方才将张文祥处以极刑。

今天我国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法治国方略写进宪法，那么司法的文明、公正水准，应当比尚处在皇权体制下的清末高得多。要使杨案的审理真正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让公众信任司法机关，起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尊严的作用，而非让人误认为某一地、某些人以法律名义为死去的警察复仇，我再次呼吁，上海司法当局主动回避此案，请最高法院指派上海以外的法院来审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