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kma 于 2005-2-21, 18:41:17:
回答: 舟子新到中几个有意思的问题 由 conner 于 2005-2-21, 17:53:14:
1)
南方周末：核爆炸实现藏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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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30日 来源：南方周末
彭先觉首次向外界透露了工程构想的技术细节，经过专门设计的核装置同时起爆，可一次生成直径约２０米的毛洞，且无需进行新的常规爆破。施工单位可以在一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后进入洞中开展后续作业。这一方案的主要优点是省工省力，施工周期短，放射性可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这听上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假如不是出自一位院士之口。
编者按：开发雅鲁藏布江的一大技术难题是，需要在高寒的喜马拉雅山区开挖一条很长的隧道，若用普通的ＴＮＴ炸药，这几乎是无法办到的。彭先觉院士经多年研究认为，核爆炸可以在技术上提供这种可能性。这一工作的意义或许更在于，在核能的和平利用方面，我们有可能做得更多。
雅鲁藏布江无疑拥有极其充沛的水资源，然而其开发难度之高、困难之多、涉及面之广却也令人望而生畏。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经过多年研究认为，核爆炸可以为开凿一条２０至３０公里的隧道提供技术上的可能。
彭院士首先向笔者介绍了这一构想的形成过程。从雅鲁藏布江调水的构想最早是由中国科学院的陈传友研究员提出的，并很快得到了早年参加过核武器研究的何祚庥院士的赞同。何院士９０年代中期曾倡导核爆炸的和平利用，并了解国内在核爆炸和平利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他首先想到了能否用核爆炸来做这件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和各方面的酝酿，最终促成１９９６年秋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以中国第一次和平核爆炸为议题的科学讨论会。
这一特大型开挖工程的目标是在雅鲁藏布江流经南迦巴瓦峰的大拐弯处拦河筑坝，打一条２０至３０公里的隧道使雅鲁藏布江水穿山而过，利用大约３０００米的巨大落差建设一座世界最大的发电站，其全年３８００万千瓦的发电量相当于两个建设中的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１８００万千瓦），为３０多个大型核电站发电量的总和。然后利用水电站发送的电力从雅鲁藏布江提水２００亿立方米，通过运河渠道把水引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方向的青海、新疆与甘肃，改变土地面积占全国４７％、年降雨量不足２００毫米的大西北的生态环境。而剩余电力将就近输送到东南亚，并可以解除作为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在雨季里给印孟两国造成的洪灾。
据初步估计，通过此番调水，仅在干旱的北疆地区就可以建成相当于三个四川盆地的鱼米之乡。这个扩大生存空间的构思，对面临人口增长与资源相对贫瘠双重压力的中国，意义尤为巨大。
当笔者问及采用核爆炸炸开喜马拉雅山的必要性与施工中的放射性污染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时，１９９６年应邀出席香山会议的彭先觉院士回答：由于喜马拉雅山主脉平均海拔高度在６０００米以上，交通不便，终年积雪，雪下均为岩石与冻土层，常规的施工方法工程量很大，将耗用数百万吨ＴＮＴ炸药，搬运量相当惊人，几乎是无法办到的。而采用核爆炸方法拦河筑坝、开掘隧道则有其独特的优势，由于核爆炸兼有常规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核裂变独有的数百万度高温的热辐射，经专门设计的核装置可以控制放射性物质的生成量和影响，并可使一次成型的毛洞直径约为２０米，无需进行新的常规爆破作业。该种作业方式的主要优点是省工、省力，施工周期短，放射性可以控制在较低的可接受的水平上。
为打消人们对和平核爆炸的疑虑，彭院士对核能的和平利用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自从１９４５年核能第一次以原始形态使用于原子弹后，至今令人们难以忘怀。为了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核科学家们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最现实的是以反应堆为基础的核能应用，如核电站和核潜艇，相比之下，核爆炸的和平利用要逊色一些，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比如常规方法钻探石油，通常只能提取实际蕴藏量的２０％至３０％，为提高石油产量，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效果都不太好，而作为超级核大国的俄罗斯，可能是因为地广人稀，在和平核爆炸方面积极性比较高，比如用核爆炸方法开挖运河，以及在高寒山区进行特大型开挖工程的施工。再就是用核爆炸方法提高石油产量，在这方面前苏联已经取得了成功。而美国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库中有些就是在地下坚硬的岩石层间由核爆炸成型的，美洲有关国家也一直在论证用核爆炸再开一条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
彭先觉说，核爆炸不应仅仅被视为只能为军事服务，与诺贝尔奖的创始人诺贝尔所发明的炸药一样，核爆炸释放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是人类用于改造大自然的强有力手段，并将长期广泛地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服务。中国的核专家曾就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污染能否得到避免或有效控制的问题，与俄罗斯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双方学者认为，由于核爆炸的和平利用和军事利用具有不同的要求，现代核技术已完全能设计出足够干净（即聚变份额很高）的对环境不会构成严重污染的核爆炸装置。这已为理论研究和前苏联地区所做的许多试验所证明。
全世界任何一项大型工程都会对生态环境有影响，彭先觉指出，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不良影响尽量降到最低限度。自从北京香山会议以后，我们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达的专项论证课题，经过我们对此项工程中所需核装置当量和对周围环境污染程度的研究评估，我们认为，用核爆炸来进行这一特大型开挖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彭先觉院士首次向外界透露了此次工程的设想方案：按设计图沿未来涵洞的山崖用钻机平打出一个直径约１·５至２米的洞，每隔６０至１００米放置一个万吨级核装置，核装置同时起爆，一次成型毛洞，由于核爆炸后不可避免的会在现场遗留下放射性微粒，而且由于放射性物质均具有会使放射性持续一定时间的半衰期，为缩短放射性持续时间和减轻核污染，通常的和平核爆炸会设计出干净程度在９０％以上的核装置，其中的核材料采用铀２３３，而不用制造原子武器所用的铀２３５或钚２３９（美国在１９４５年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就是用这两种材料制成的污染程度较高的核弹）。这使得只需过一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后，施工单位能够安全地进入涵洞开展后续作业。
在上述三种核材料中，彭先觉院士指出钚的核性能最好，用钚材料作核装置体积可以做得较小，但相比之下，钚的毒性（指放射性及化学毒）最大，有不少人把钚说成人类所知道的最毒物质，人吸入微量即可致命，有鉴于此，钚首先就被排除在候选者之外。对于铀２３５和铀２３３，二者的毒性相差不多，但铀２３３的核性能与钚接近，用铀２３３做核材料，有利于把核装置做小，干净程度较高，这样，与纯裂变装置相比，爆炸后的放射性强度可减小一个量级，当然，铀２３３不像铀２３５是天然元素，要由核反应堆或核爆聚变电站来生产。
最后彭院士强调，以上介绍的构想尚属理论上的可能性研究，特别是这一开挖工程采用的是不同于常规施工的核爆炸，对于技术可行性，还需进一步分析，最后还要做模拟实验以完成论证。特别是安全性和放射性的影响，绝不能掉以轻心。此外，雅鲁藏布江毕竟是一条国际水道，虽然在我国境内流经的是人迹罕至的山区，但出国后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人口稠密的地区，在江上建大水坝势必会减少流向下游的流量，需要仔细筹划计算，并得到有关国家的理解，使改造后的雅鲁藏布江既造福我国也惠及邻国，以免引起国际水资源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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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无需立法——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专访
《中国绿色时报》记者 王左军
（本书面采访的编辑后版本刊载于《中国绿色时报》2004.5.28第2版，这里是未
经编辑的原文。）
最近一些人士提出要为保护动物福利（动物权利）立法，引起讨论，观点纷
呈。究竟如何理解动物福利？要不要立法？记者为此采访了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
和科学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
记者：赵老师，您好！近几年媒体和公众对生态问题越来越关注，这是值得非常
高兴的事。但各种各样的观点陆续见诸媒体，大概因为我们人类属于动物，所以
格外关注我们的同类。过去我们提倡保护野生动物，现在一些人士关注动物福利，
甚至提出来建立动物福利法。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动议？请介绍一下这个背
景。
赵：
这场动物福利的喧嚣有其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借用亨廷顿的角度看，可以说
是一场“文化冲突”。西方文化的特征是崇尚形而上、超越、一元论的，而东方
文化则是倾向于形而下、世俗、多元论的。西方文化追求神性，贬低人性，认为
人之初就犯有原罪，需要上帝的拯救才能脱罪。为了论证这一点，西方的宗教伦
理观念倾向于道德的扩大化，把不是道德的问题也说成是道德问题，例如在天主
教看来，手淫、避孕、离婚、堕胎、同性恋都是不道德的，在东方文化中则是道
德无关的。这些多余的道德就是为了证明人性本恶，需要宗教教诲。而这些多余
道德的存在对现实社会并没有任何好处，徒然增加人的负罪感，造成心理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对心理医生的需求比我们大很多的原因。所谓动物福利/权利
之说也是这样一种多余的道德，既有害于人类，也有害于动物。
西方文化的一元论导致一种绝对真理观，认为一旦被他们认定是真理的东西，
就必然具有普世性，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他们不吃狗肉就认为全世界的人都不该
吃狗肉。为了将他们的价值观推向世界不惜采取像战争这样的极端手段，还自认
为是正义的。西方国家向其他文化地区推销动物福利/权利论，也是这种欧洲文
化中心主义作祟。
近年来西方反科学逆流甚嚣尘上，我国一些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缺乏独立思
考能力的人士也在积极宣传这些反科学观点，例如反对克隆人研究，反对转基因
技术等等。动物福利/权利论也是反科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已经对不
少科学研究领域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得一些动物福利论猖獗的国家的相关科研领
域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
记者：正如您介绍的，动物福利的提法起源于西方，请介绍一下它的历史沿革，
以及目前西方有关动物福利的几种流行的观点。
赵：
对于动物福利论的历史沿革和流行的观点，我国的一些动物福利宣传者们已
经介绍了不少，我这里不必赘述。这些宣传者们希望用动物福利在西方从小到大
的泛滥过程作为其正当性的理由，却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都有其
滥觞，有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但这些过程丝毫不能证明这些宗教教义是正确的，
是有益于人民的。无论从历史的悠久、理论的精妙还是内部一致性来看，佛教都
远远超过动物福利/权利论，动物福利论只是佛教的一个渐进式的粗糙版本。我
们不会立法强迫人们相信佛教，更没有理由立法强迫人们接受其粗糙版本。
记者：看了您曾谈的一些观点？好像是说没有必要提什么动物福利，是吗？为什
么？
赵：
提倡动物福利纯属无事生非。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有害的，不仅有害于人
类，而且有害于动物。在一些关于动物福利的专著和论文中毫不掩饰地宣称他们
的最高纲领是禁止一切动物的商业养殖和用于科学实验。如果这一纲领得以实现，
不仅剥夺了人类的重要蛋白质来源，而且也破坏了人类文化多样性，同时破坏了
生物物种多样性。当养猪被禁止时，不仅对吃猪肉的人是个巨大的损失，对猪来
说更是灭顶之灾，即使不被灭绝，其数量肯定极度减少，成为濒危动物。至于禁
止科学研究中使用实验动物，对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破坏作用当然是致命
的。现在已经有些国家禁止了化妆品的动物实验，结果是化妆品用户的被害风险
增加。在这些立法没有实现之前，危害就已经显现，有些动物保护极端分子已经
开始采用非法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最高纲领，其手段具有恐怖主义性质：有的“解
放”了养貂场的水貂，致使附近养鸡场损失惨重，鸡被咬死很多；有的砸毁了使
用实验动物的实验室，使得艾滋病研究项目被迫中止。“福利”是没有止境的，
现在某西方国家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已经提出立法保障猪享受玩具，引起激烈的争
议。看到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前景，还是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不要走上这条荒
诞道路为好。
记者：有人说，保障动物福利就是保障人类福利，比如SARS的发生，还有最近的
禽流感，都证明了人应该尊重动物。人权和动物权并不冲突，那动物的权利究竟
有多大？
赵：
每当出现天灾人祸，总会有一些巫婆神汉跳出来趁机推销他们的陈货。港台
地区迷信成风，SARS时期宗教团体纷纷出来表演，我们这里也有借助手机短信在
数省传播绿豆禳解之术者，我也看到了附近秘密基督教组织发放的传单，声称信
他们的教可以逃脱非典，可惜上帝似乎并不领情，加拿大的一个宗教聚会恰恰成
了SARS的传播途径。更有一些“学者”借题发挥，大谈SARS警示我们要“敬畏”
大自然。在这些神棍眼里，“敬畏”大自然，大自然就不会来“惩罚”我们。这
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只不过是最原始的泛神论、万物有灵论。我国早在两千
多年前，就有西门豹就用巧妙的实践批驳了这些谬论，现在我们的“学者”却又
从有神论盛行的西方把这些破烂捡回来当宝贝。瘟疫的发生是自然现象，与我们
对自然的主观心情无关，大自然和动物没有揣测人类心理的超常能力，无论是
“敬畏”自然还是“尊重”动物，都不会降低瘟疫发生的概率。所谓“SARS的发
生，还有最近的禽流感，都证明了人应该尊重动物。”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能
够对人类传播疾病不能成为获得“尊重”的理由。向人类传染疾病最多的动物是
老鼠、跳蚤、苍蝇、蚊子之类，我们不仅不应“尊重”它们，而且要尽可能杀灭
之。
SARS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科学尚无定论。即使从果子狸身上发现类SARS病毒，
也还不能确定它就是人类SARS的来源，还需要流行病学的证据。就算我们有朝一
日能够确认SARS确实是从果子狸传播到人类的，也不能构成禁止吃果子狸或禁吃
野生动物的充足理由，因为已知家禽家畜和宠物传染疾病的种类远远多于野生动
物，理论上，越是接近人类的动物，越容易成为病原体的传播或生殖循环的环节，
我们也完全可以用检疫的方法防止这些疾病危害人。况且北京养殖的果子狸身上
并未发现SARS病毒，仍然是可以吃的。
现在一般认为禽流感是在自然界发生，由野生候鸟传染给家禽的。也有些人
类的流感直接源于野鸟，这些疾病的传播与家禽的“福利”毫无关系。有人认为
集约化养殖场容易传染疾病。这种看法完全错误，集约化养殖更便于防疫，也比
散养更容易防止家禽与野鸟的接触。
动物权本身是个荒谬概念。有人企图用“天赋人权”引伸出“天赋动物权”，
这个辩护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人权并非天赋，而是人际利益博弈的纳什均衡点。
如果把这个原理转用于动物，那么养殖场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这个均衡点，也就是
说经济上合理的养殖场天然合乎“动物权利”。如果把“天赋”理解为大自然的
恩赐，那么我们倒是可以计算出“天赋”的“动物权”到底有多大。以哺乳动物
为例，一对兔子一生可以有上百个子女。在自然条件下达到种群平衡状态时，平
均只能有两个子女成活在整个生殖期。这意味着能够终享天年的动物只占2%，或
者说98%的动物都死于非命，或冻饿而死，或被其他动物吃掉。这是真正的“天
赋动物权”，与之相比，任何一个人工养殖场为动物提供的“福利/权利”都要
比“天赋动物权”好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否则养殖场就无法经营。在此之上争取
“动物权”纯属荒诞无稽。
记者：提出动物福利法的最主要的理由是有动物经常受到虐待，所以要立法。虐
待动物的人难道不应受到谴责吗？
赵：
企图宣传某种观点的人经常采用制造事端的手法，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就
是个典型事例。经济学认为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虐待动物并不
能给人带来什么利益。但是确有一些“动物爱护人士”带着有色眼镜或出于种种
目的，把本不是虐待的事情说成虐待。寒舍周围有几只“流浪猫”，都是饲主搬
家后所遗留的，按照“动物爱护人士”的说法这就是“遗弃”、“虐待”，但据
我观察它们生活得很滋润，每天都从我门前悠闲的踱过，按照“动物爱护人士”
的立法方案，必须把它们捉来送交动物收容所关起来或“安乐死”，这才是猫们
的悲剧，因为“流浪”生活才是符合它们天性的“天赋猫权”。
“动物经常受到虐待”之说是个谎言，一些“典型事例”更是制造事端的杰
作。曾经震惊北京的小狗“希希”挖眼事件，就是一个捏造出来的假新闻，捏造
者获得了数万元的捐款进账，名利双收。无“法”时尚且如此，一旦立法罚款，
不知又要肥了些什么人。由此可知，应该受到谴责的，恰恰不是被诬蔑为施虐者
的良民，而是别有用心制造事端的造谣者。
我可能是在以己度人，或许那些积极推进动物福利立法的人，每天真的能感
受到自己邪恶的心中不断涌动着虐待动物的渴望。我还是想奉劝这些人，与其推
动立法来约束自己，不如去接受心理治疗。虐待狂也是一种心理疾患，治病要找
医生，法律对疾病无能为力。
归根结底，不同物种之间没有道德可言，老虎咬死人是出于本能，我们不能
对老虎进行任何道德谴责，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屠宰动物剥夺动物生命
的权力，那么不承认其他权力就是伪善。毕竟生命权是高于一切权利的。至于对
待动物的不同态度对人自身心理的影响则是因人而异的，社会允许多愁善感的妇
人之仁存在，屠夫、外科医生更是不可缺少的职业。况且对待动物的态度与对待
人的态度并无相关性，见血不惧的外科医生所施的恰恰是救人性命的仁术；杀人
不眨眼的希特勒却是个素食主义者，其手下干将戈林的名言是：“谁折磨动物，
谁就是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记者：有论者认为动物是有感情的，能够感受苦乐，动物福利论只是希望能给动
物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所以动物有权获得必要的福利保障。您说我们对动
物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鼓励人们善待动物总是积极的吧。
赵：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个千古谜题至今尚未解决。动物有没有感情？
有什么程度的感情？在什么程度上能感受苦乐？科学尚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而且动物的苦乐和感情是否能够成为我们行动的依据，伦理学界也并无一致意见。
比方说有一只老虎想吃我，吃掉我它会很“乐”，我是否就有义务被它吃？“论
者”的假说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悬置待证，却没有资格成为立法的基础。“感情计
算”是当前计算机领域的研究热点，有感情、能感受苦乐的电脑不久将会问世，
那时是否也会有“电脑福利”问题出现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良好的生活环境”，那要用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去换取。
动物如果享有和人一样的权利，也得按这个原则行事，如果猪享有玩具可以使猪
肉更香，或节省饲料，为猪场带来利润，它当然会获得玩具。
前面已经计算过，人类现在给与动物的“福利”已经大大超过了“天赋动物
权”。在此之上还要增加什么，饲主对动物持什么态度，那是饲主和动物之间的
私事，他人无需置喙，更不需要法律介入。我也看到有人对其宠物的“善待”已
经远远超过对父母的孝心，这是她的自由。对此不需要横加干涉，但是“鼓励”
这种“善待”对社会也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善待动物”不可能成为一个一般性的道德准则。因为各种动物都与人有着
不同的关系，人们善待宠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屠宰猪羊是为了满足口
腹之欲，杀灭蚊蝇老鼠是为了防止疾病蔓延。即使是同一物种，不同的动物个体
与人也有不同的关系：有肉用的猪，也有宠物猪；有看门狗，也有菜狗。即使是
一个动物个体，也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系：纵狗咬人的人与狗的关系和被咬的
人与同一只狗的关系显然是不同的。人们只能根据人与动物的具体关系去决定对
待动物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对于动物福利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动物福利已经成为贸易壁垒，立法是
迫不得已的。
赵：
打破贸易壁垒有很多方法，但立法是最坏的一种方法。如果某国人非要吃享
有玩具的猪的肉，只要他出的价钱合适，何止玩具，我们连坐沙发的猪也可以提
供，可以专门建立“动物福利养猪场”，欢迎买主像核查核武器那样在任意时间
来核查，保证猪舍里有沙发。
但是立法就有问题了，我们普通人并不需要吃玩具猪肉，立法就等于全国只
允许生产玩具猪肉，强迫所有人为几个洋消费者的古怪癖好多出钱，是毫无道理
的。
记者：有一种声音说我们不能利用动物，哪怕是驯化了的野生动物也不能利用？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
印度教徒认为牛是神，不仅不能吃、不能利用，还要养尊处优。发出这种声
音的人属于什么教还不清楚，但不管是什么教，其教义都只能约束其信徒，对不
信仰此教的人没有作用。每一种家禽家畜都是由野生动物驯化而来的，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认为古人已经完成了所有驯化任务，今人不能再做同样的事。
记者：您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能不能算作一种动物福利法？
赵：
当然不算。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为了提高动物福利，而是为了防止物种灭绝，
保护基因多样性，避免破坏生态平衡，是为人类的子孙后代着想。
(XYS200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