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进入”死亡倒计时“
(2008-11-23 14:14:32)
标签：百家讲坛 收视率 死亡 文化 分类：深度故事
创立于2001年的央视《百家讲坛》，转瞬已整整7年。七年之痒，在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的火爆之后，目前的《百家讲坛》已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同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学界和观众所诟病。
而记者从央视内部得知的最新消息，《百家讲坛》收视率下跌幅度惊人：刚刚过去的九、十月份，其收视率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有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任何主讲人都挽救不了《百家讲坛》，这个影响巨大的节目已进入了“死亡倒计时”。
收视率已跌至中下游
从汉代人物到品三国，再到此次的“诸子百家”，易中天沿着一条上溯的路线品读中国历史。但有点意外的是，媒体对他此次复出“救市”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诸子百家本身的关注。
采访易中天的那几天，《百家讲坛》正在播诸子百家之“儒墨之争”，他表示这是最难被接受的段落，但绕不过去，还是要讲。“我有一个说法，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变成执政党，但是实际上是儒法共制，所以外儒内法，阳儒阴法，都是执政党，道家变成在野党，墨家变成地下党。墨家那套东西确实不好玩，是过苦日子的，所以最近播儒墨之争，收视方面还是比较难的。”
针对“救市”之说，他的回应是：“这个题材不是救市，诸子百家对于观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不那么有趣，甚至有一点沉重，靠它来拉动收视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诸子百家”选题的思想含量、文化含量、学术含量都超过“品三国”，但观众是否喜欢他，他心里没谱。
有关《百家讲坛》走入窘境的声音，早在此次“救市”说之前的今年年初，就已经见诸报端。2月，上海《青年报》题为《主持人匮乏“百家讲坛”遭遇瓶颈》的一篇报道，以担忧心态揭示了节目的的生存窘状。报道称，虽然《百家讲坛》一直在酝酿变革，比如由讲历史故事发展到讲“红旗渠的故事”，还拟请评书家单田芳来讲林则徐，但一番努力下来，效果并不太明显。
据称，年初《百家讲坛》虽然仍可保持央视十套收视前三名，原来的头把交椅可能难保。而当年纪连海讲《历史上的和珅》时创下的0.69%的收视率纪录，再没有出现过。
到了5月，关于收视率的风波又起。有媒体爆出，《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纪连海称，从去年10月份起，除了他讲的李莲英系列之外，“收视率再也没有超过0．1％”，还不到高峰时的七分之一。随后，纪连海又出面否认自己说过类似的话。
而本刊记者对收视情况的调查，得到的数据更为惊人。一位不愿具名的央视科教道（即央视十套）的节目编导告诉记者，今年《百家讲坛》的成绩确实变化很大，跌幅之大令人吃惊。“现在科教频道的24档节目中，《百家讲坛》在九、十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倒了十名开外，最低的时候已经是第18位，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
这位编导评价说：“跟之前的稳居第一的日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有其他节目发力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出了问题。”
来自观众的审美疲劳，也显而易见。一位原来喜欢《百家讲坛》的观众告诉记者，现在的节目到底好不好看，她没法评论，“因为这段时间根本就没看，”在百度的“百家讲坛吧”，网友的各种批评性的言论随处可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百家讲坛》已经彻底对外封口，对包括收视率等外界关注的问题，不做任何评论。记者联系到制片人万卫，他表示“领导有规定，不好说”，建议记者采访主讲人。
《百家讲坛》的衰微气象，从今年主讲人的火爆程度也可见一斑。2005年《百家讲坛》推出刘心武与纪连海，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更是异常火爆，到了 2007年，栏目大力推荐王立群、蒙曼等，声势明显弱了很多。到了2008年，后继无人的栏目只能让刘心武、易中天等老面孔轮番上阵，重新出山。
即使老面孔，也不一定靠得住。易中天向记者透露，自己现在最大的想法，是想退出百家讲坛。“我不讲了，我要休息，太累了。”61岁的易中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录制百家讲坛已经成为“任务”。“我现在已经快退休的人了，我凭什么要这么累？已经够了，我想过一点没有计划的生活。
在年初，万卫也曾表示:“如果再找不到有特色的主讲人，栏目前景就不容乐观了。”但直到年底，《百家讲坛》派往全国各地海选的各个小组也没有发现让他们兴奋的主讲人。
与此同时，之前《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市场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也堕入低谷。在北京著名的第三极书局，本月初的销售排行榜上，前十位已经难觅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的踪影，成绩最好的是阎崇年的《康熙大帝》，排在第19位，其他的书店情况也类似。新晋主讲人推出的《蒙曼说唐》，《马未都说家具》等系列图书，销售成绩并没给人惊喜。
娱乐化与伪学术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然规律。他对该节目的一贯态度是：“百家讲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一直批评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百家讲坛>现象批判：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谈到这篇文章的初衷，他说自己“除了学术专攻之外，同时也是学术文化的环保主义者，是学术文化圈中的清道夫，有时候对一些文化现象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比如霍金、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有童庆炳、叶嘉莹、莫砺锋等名家都相继到节目做客。对它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很耐人寻味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好口才都好，于丹见了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他表示，“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 比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爆的铁律，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也正为此，这些在学界看来根本没有该领域普及资格的学者，引起了来自学界和草根阶层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恰恰又暗合了传播学的规律，“争议化传播”将主讲人推到更火爆的境地，个中微妙令人玩味。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在《百家讲坛：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一文中，也从传播角度分析了刘心武的走红。“刘心武为什么可以在考证不确凿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的讲《红楼梦》，此间并无知识的真伪，而只有声音的强弱（谁背靠强势媒体谁的声音就强）”。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仅在央视讲，也会接受其他电视台的邀请做讲座，其显示出的娱乐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纪连海在上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治水时，发表新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论一出，一片哗然。
这种庸俗化娱乐化的解释，即使在被视为“最学术的主讲人”王立群身上，也屡见不鲜。比如，王立群新解“凤求凰”，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再比如，他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 这种庸俗化的视角，无疑是为了投合观众的猎奇心态。
不过，王立群并不承认自己有娱乐化的现象。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学术底蕴，又有通俗表达。“就我讲来说，不存在娱乐化的现象。我管住我讲的东西是学术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不过别人怎么讲，我管不了。”
别人怎么讲？北邙山樵评点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三大主讲人说：“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却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 “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对此，很多主讲人都表示了不满，与栏目组的矛盾也公开化。武汉地区上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武大名嘴”赵林教授，就曾公开发飙：“央视《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周国平在谈到《百家讲坛》时指出，作为强势媒体，它排挤了传统载体，他担心：“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产业与利益的诱惑
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 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记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3000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而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起印数升到60万册。从2006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一个月内，该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而《于丹〈庄子〉心得》更是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纪录。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超过易中天。
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命运已彻底被一个栏目改变，这一点他们也不讳言。易中天回忆说，当年留校武汉大学，“最开始住办公室，然后是住宿舍，一家人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楼道里弄一个小煤炉子，到山上捡一些松果，回来做饭。”而现在，媒体上上热炒的是他的“别墅”风波。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爆，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对本刊记者披露，在入主《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比王立群还不知名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入主节目后推出《隋丽娟说慈禧》，其销量也有十几万册。该书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量也是不错的”。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1000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百家讲坛》主讲人孔庆东曾说：“倘若《百家讲坛》这样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是错的，因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抵制住诱惑。
李浩认为，所谓学术明星的流行，给了一些学者不少误导，觉得上《百家讲坛》才是学者的风光，能名利双收，特别对中青年教师以及地方高校的教师影响颇大。“不少年轻学者把上讲坛作为终南捷径，以为做学者也可以像当明星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这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学生。”
身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李浩对很多地方大学热捧《百家讲坛》的风气不以为然。“有些院校认为，自己学校的老师上《百家讲坛》，等于是给他们学校争荣誉，也等于给他们学校打广告，就鼓励自己的教师去争取。”他认为，《百家讲坛》已经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这使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更加盛行。
一改就死，不改也是死？
2008年的一次制片人峰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对《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你们《百家讲坛》的形式就不能换一换,总是那么一个破桌子……” 作为《百家讲坛》的坛主，万卫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变”。
在本刊与新浪论坛联合发起的网络调查中，面对“《百家讲坛》目前刻板的讲堂形式需不需要变革”的问题，3059位网民认为“迫切需要，否则观众流失更严重”，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2.25%。还有高达41.77% 的人表示，《百家讲坛》应尽快变革，适应观众收视要求和趣味变化。
无论精英分子，还是草根，都希望在《百家讲坛》上实现对话，意图让持不同意见者占据一样强势的平台。魏明伦就直斥《百家讲坛》垄断了无法对答的话语霸权， “《百家讲坛》可否另设一席，请海内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俊杰，与易中天‘教父’、于丹‘圣母’对话《三国》，答辩《论语》？”
对于百家讲坛的模式，易中天觉得无法改革，他斩钉截铁地说，互动是不可能的，场场自发的提问，根本不可能，只有找托，找托还不如不做。“这是不懂行的意见，因为不可操作。任何意见在我看来，我第一考虑就是可操作不可操作。不可操作的听都不听，你再正确我也不听。因为你不可操作，有什么用？”
由于缺乏对话的渠道，外部的草根力量开始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形式，向《百家讲坛》发起冲击，网友“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事件是一个极端例子。阎崇年一直拒绝对此事回应，易中天为老友伸出援手：“对阎崇年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更多一点体谅，不要那么多的舆论，很难做，都很累。”
他不承认存在精英与草根的对立，他表示：“观众寻求对话的想法，我们是理解的。但是要有可操作性，你想想全国多少观众，每个观众都要对话一次，你死定了，活不活了，不能这样要求的。”
掌掴事件之后，网友韩江雪又以一种相对柔和的形式，与《百家讲坛》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他以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身份，拍了一段6小时的视频，专讲岳飞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上传到播客几天， 3天内的点击率就超过3万，被人称作“民间易中天”。
虽然韩江雪对《百家讲坛》一直持向往与尊重的姿态，但客观上，这个山寨版《百家讲坛》无疑是对《百家讲坛》僵化体制的一个反驳。此前，《百家讲坛》对主讲人的身份做了一些限制，比如必须是副主任、副教授之类的级别，这就将包括寒江雪在内的很多人，都排除在门槛之外。
易中天对这个“民间易中天”出言谨慎，他不愿评论韩是否有资格进《百家讲坛》，只是表示：“有人愿意做成这样的东西在网络上播，我觉得很好，但他的节目好不好，我不发表任何评论。”
对于《百家讲坛》走入衰落的话题，制片方、主讲人看法也尽相同。在央视的官方网页，百家讲坛以辟谣的形式，称纪连海所说的“《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从来没有超过0．1%”之说，是媒体杜撰，今年第二季度《百家讲坛》的综合收视率和观众满意度都位居科教频道的第一位。
易中天不想对《百家讲坛》的未来做预测，也不喜欢说电视栏目有个寿命。“我不太喜欢那些人讲规律之类的话，我不太喜欢听这种话。那是先验的，不是经验的。不是有人讲，楼价跌一分我就道歉，只好道歉。你少说这种预言好不好？”
“小于丹”蒙曼则坦率的表示，《百家讲坛》的衰落是符合规律的。“这是符合一个电视节目生命规律的，从一个新生事物到大家司空见惯。这不是没落，是回归正常，当年的狂热现象只是一时的，是不正常的。”
推出阎崇年、于丹等人图书的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则从国学热的角度分析了图书市场上《百家讲坛》系列的集体衰退。他说，“作为一个栏目，《百家讲坛》讲了很多年，到了阎崇年、易中天、于丹，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大火。但国学热也是有起有落，如果很长时间的书在长销前列，本身都不正常了。大众图书市场总是一波波的，大众的阅读趋向会有变化，观众的口味也会发生变化。”
李浩说，虽然《百家讲坛》一直在想推新人、新选题、新思路，但从传播学的原理来看，大众的兴奋期已过，不会再亢奋了，更不会再如痴如醉了。“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起承转合，《百家讲坛》的黄金期过去了。现在无论谁出来，也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了。”他甚至表示，《百家讲坛》再要变脸也为时已晚。“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的相关节目已弥补了《百家讲坛》的不足，要再改，就成了地方台的跟屁虫。”
“《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