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家领导人北大去慰问形成了一个传统。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每逢这天总是警察云集，如果领导人到图书馆，则图书馆封闭；如果领导人到某教学楼，则此教学楼封闭。领导人的礼贤下士之举，却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造成了相当的干扰。当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沦为领导人作秀的配角的时候，不知是北大的荣耀，还是北大的悲哀？
二零一零年的五四青年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度莅临北大，先后视察学生义务工作的情况、到图书馆与学生互动对话，以及在食堂与学生共进午餐。温家宝说，这是他总理任上第三次到北大视察。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温家宝跟学生说的话，无非是“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之类的老调重弹。殊不知，中共就是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状的始作俑者。中国要实现比阳光还要光辉的公平正义，就非得去中共化不可。
然而，温家宝的“三顾秀”，真还有不少捧臭脚者。比如，北大的毛派教授孔庆东便在其博客中写道：“五月四日，温家宝总理亲临北大，我的学生陈灏庐有幸跟温总理握手并交谈，随后许多同学都抢着来握陈的手，沾点福气……”关于奴才，没有比这段文字更好的定义了。读到这样的垃圾文字，宛如身处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的高潮，真不知今夕是何夕。
这次北大之行，还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插曲。有学生在网上发贴透露，温家宝在一个半小时的对话会上突然说：“我这次来就交代过学校，不要刻意安排，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他转向正欲解释的北大校长周其凤说：“不是说你。”温家宝继续说：“以前我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坐在我身边的学生，我一问，不是学生会主席就是其他的学生领导。不用说，肯定是安排的。”这番话博得全场的笑声和鼓掌，也赢得了互联网舆论的关注和议论。有人甚至继续将这个插曲解读为温家宝公开表示自己是政治局中的孤独侠，并挑战政坛弄虚作假的潜规则，甚至将效法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动民主改革…… 在我看来，这些望穿秋水的期盼，最终将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温家宝应当见“三博士”
温家宝这次当面揭穿北大校方的“精心安排”，并非表明他要“脚踏实地”地走向民间，而只是演出一场“戏中戏”罢了。倘若温家宝真有心打破层层的封锁与伪饰，以他的地位和权力，他大可不必停留在一句空话上，完全可以身体力行，一抬腿就走进一间学生宿舍，听一听普通学生的心声。他还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见一些值得见的人。比如，当年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遣送条例的“北大三博士”。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滕彪、许志永、俞江三位北大法学博士，将一份合力写成的名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启了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当时，《法制日报》评论说：“三位博士的行动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公民宪法意识，表现了民众要求法治的责任感，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我国民主法制前进的匆匆足音。”
三博士的上书引来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半个多月后的六月九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作出一审判决，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六月二十日，国务院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 “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救助的自愿原则是此次变革的关键。
七年之后，在当年的“三博士”当中，滕彪和许志永仍然奋战在维权活动第一线。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滕彪和许志永是温和、理性而坚韧的佼佼者。滕彪挺身而出，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人辩护，开罪了权势阶层，最终被吊销律师执照、没收护照，不仅受到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下令停课的压力，而且常常遭到国保特务的监控甚至绑架、殴打。而许志永则参与成立了NGO组织“公盟”，帮助访民等弱势群体维权，后来也被当局取缔和查抄，许志永本人被抓捕入狱数月，之后才被释放。在北大“六四后一代”的毕业生中，滕彪和许志永堪称少有的理想主义者，本来以北大博士的学历，他们可以成为富有的律师和教授阶层，但他们选择献身民主自由事业，并付出了巨大代价。
所以，温家宝倘若真对中国的公平正义挂心，真对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怀有敬意，就应当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会见这“三博士”，鼓励与支持他们的事业，并号召其他北大学生也投身推动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事业。同时，这也是向党内外、向全国民众传递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然而，温家宝并没有这样做，他既没有这样的气魄与胆量，也没有这样的见识与胸襟。
温家宝应当见“五教授”
尽管北大这些年来在官与商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但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民主自由的火种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北大既有三名好学生，还有五位好教授。这些年来，北大固然出了孔庆东、孙东东之流的学界败类，也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三博士”和“五教授”。温家宝造访北大，除了会见“三博士”之外，还可以会见“五教授”。
“五教授”为何许人也？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北大的沈岿、王锡梓、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近年来，血腥拆迁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代名词，从北京奥运会一直拆到上海世博会，偌大的中国，怎一个“拆”字了得！在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住宅，在中国任何一个拆迁工作人员都可以闯入，甚至被推土机摧毁。从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中的坦克，到如今遍及全国的推土机，中共对民众的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漠视，一以继之。在此意义上，中共从一诞生起，从来就是一台开动之后停不下来的杀人机器。
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中有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文，但各级政府从来都视若无物，即便民众愤而自焚，他们也不停止一刻。于是，这五位教授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明文规定”入手，螳臂当车，力阻狂轮。他们建议从修改“拆迁条例”入手，将纠正违宪制度实际运作起来，他们在建议书中写道：“现行宪法已经实施二十七年，《立法法》已经实施九年，但我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从来未审查和撤销过一个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我们的《宪法》和《立法法》设计和确定的法规违宪、违法审查制度一直在‘睡觉’，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这与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治国方略是违背的。因为没有违宪、违法审查，就没有对政府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约，就没有人权保障。”
他们的建议书发表之后，反响巨大。国务院法制办和人大法工委先后邀请五位学者座谈，确定将修改近年来屡遭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然而，三个多月之后，北大却宣布关闭这几位学者任职的北大公法研究中心和宪政研究中心。虽然北大方面再三解释，却无法消除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联想。那么，温家宝为什么不利用造访北大的良机，会晤这五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北大教授呢？如此，即可表达对关心国事、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的尊重与赞赏。温家宝为何不这样做呢？
大学沦为官场，温家宝难逃其咎
朱熹曾经说过：“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盗贼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中共是一个盗贼性格的统治集团，因此大学也被中共改造成一个奸盗社团。如今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乌烟瘴气的官场。那些拱卫在温家宝四周的年轻学生，每个都是人格分裂、口蜜腹剑的学生官僚和中共未来的“接班人”。此次温家宝的北大之行，与这些过于聪明的学生“假交流”，而不见“三博士”与“五教授”，只能说明他连李鸿章当年所说的“裱糊匠”都算不上。他除了说几句漂亮话，除了像京剧演员那样甩甩袖子，一点实际的努力都不曾做过。他用“脚踏实地”四个字来鼓励北大学子，他自己何时“脚踏实地”过呢？
温家宝当政以来，中国大学扩招的大跃进运动变本加厉，所留下的后遗症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痊愈。日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这三个方面北大都没有做到。可惜的是，许智宏在卸任之后才敢说几句这样的真话。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者熊丙奇亦认为，中国大学的当务之急并非从数字指标上向一流大学靠近，而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他认为：“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严格一点说，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近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水准以可怕的加速度沦落，负有直接责任的教育部长周济虽然灰溜溜地下台了，但负有更大责任的温家宝为何毫无反省之心呢？
假话说了一万遍也不能变成真理。温家宝的骗术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在推特上看到，人们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送给总理大人：“温家宝与北大学生共度‘五四’，广大学子纷纷表示，欢迎总理下个月再来!”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
□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