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陳先生還是吳先生，給我的「第一印像」都是全然不像什麼「名教授」。拿陳先生來說罷，當時不過五十四五，但已顯蒼老，穿著一件舊大褂，書和講義都用一塊舊布包包成包袱夾在腋下，走起路來低著頭、彎著腰，頗像我們家鄉的裁縫師父。怎麼樣也看不出是一個王謝門庭的鳥衣子弟，更看不出是留學東西洋長達十八年，哪家的學位都不要，而各國學府又爭相延聘的超級洋博士。吳先生也是一襲布袍，一雙布鞋，一付厚重嚴正的樣子，看不出什麼一往情深於「柏拉圖式戀愛」的浪漫情調，樣子與其說是西洋文學的教授，還不如說是一個教私塾的老夫子。這些印象當時很使我驚奇，只是過了許多年以後，讀的書多了一些，見的人也多了一些，我才懂得，真通西學者無不通國學。不通國學而通西學的人，在中國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