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大学已招生上课，我上普通物理，一开始就说到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1]。然而，当时的文革舆论，对爱因斯坦大批判还没有停。爱因斯坦的政治帽子是“本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爱因斯坦的“小传”被总结为一句话：“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2]。批判的主力是上海的“理科”（“李柯”）大批判组，它由一位学者兼党棍牵头。“文汇报”上有整版的“李柯”批判文章。幸亏爱因斯坦早得死，不然，按当时的气势，可能会被押到上海，戴上“最大反动权威”纸高帽游街，因为爱因斯坦于1922年到过上海，要消毒。
北京的学者大都不买上海大批判的账。轻视他们，就如爱因斯坦说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轻视他”[3]。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的研究，在北京已展开。我和我的科技大学同事在合肥，也开展了宇宙学研究，尽管不时有“洋洋得意的军乐队”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