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 样 看 晏 阳 初
黄 波
(《民主与科学》杂志2008年第2期)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和梁漱溟是两面大旗，同享大名。二人所代表的虽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不同派别，但究其实，都是致力于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入手，以实现“本固邦宁”的目标。当年晏梁并称，后半生二人遭际却殊堪玩味：1949年后，梁氏在一场举世皆知的风波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走出书斋，离乡村越来越远，最后以新儒学的一代重镇终老；晏氏则矢志不移，将自己开创的平民教育事业移居海外，在世界范围内大获成功。

比较梁、晏二氏在俗世的声名也很有意思。1949年后的中国人知道梁漱溟，起初是因为那场大风波，后来则缘于其“最后一个儒家”的头衔，几乎与他昔日为之呕心沥血的乡村建设事业无关；晏阳初则渐从国人记忆中淡出，直至打开国门以后，晏阳初才意外地以“世界名人”的身份重新进入大多数中国人的视野。

因了“三农问题”在中国发展大局中的位置，复由于这一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和棘手的一面，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否定晏阳初当年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了，但曾几何时，“怎样看晏阳初”却远不像今天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牵涉到不同的观察者各自的利益，迥异的立场，更关系到对中国问题的不同认知。

回顾自上个世纪上半叶以来，各个阶层、不同人士对晏阳初的认识和理解，既富趣味，也可以引发我们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自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试验开事业之基以来，他所受到的赞誉当然是很多的：早在1938年6月，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曾表示，对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1943年4月，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晏阳初与爱因斯坦、莱特（飞机发明家）、福特（汽车制造者）、杜威（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把最高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各自国家作出的杰出贡献；1955年10月，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他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的百名人物”之一。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赛珍珠女士对晏阳初的推崇，更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佳话，赛珍珠对晏阳初的访谈后来集成《告语人民》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

然而，晏阳初一生中，收获的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对他和他所代表的平民教育事业的质疑和责难，在上个世纪一直没有平息过。批评晏阳初的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声音：1932年12月南京刊行的国际联盟发表的《中国教育之报告》对“定县试验”非常不满，一则曰“经费如此浩大”，二则曰“在举办此等地方教育之前，必先彻底改良中心组织，中心组织不加改良，地方工作即无从举办”。次年，国民党元老张继除了重复以上虚耗金钱的指责外，更认为“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东西”。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撰文对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前景表示悲观，说“乡村建设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进”。知识界中部分左翼人士对晏阳初的抨击有时甚至上升到了人格攻击的层面，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骂晏阳初和胡适一样，“是美国面包喂养大的中国种的花旗狗”（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翦伯赞传》），这实质上也是后来晏氏被定格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先声。

在“怎样看晏阳初”的问题上，正反双方为什么会出现天差地别？在我看来，被观察者晏阳初当然只有一个，他所秉持的信念终身一以贯之，但观察者一方就大不相同了，除了由于一些历史因素容易导致的偏见以外，观察者个人的理念差异尤为关键。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否超越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的界限，承认人类存在共同的敌人？二，是否认为对中国上个世纪上半叶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

为了更深刻、更感性地认识这种理念上的差异，这里举一个案，就是侯外庐对晏阳初的批评。选择这一个案有充足的理由：侯外庐是著名历史学家，学识渊博，他的批评是一种学理上的批评，最重要的是，他曾经是晏阳初的邻居，观察较为真切。

1939年，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晏阳初所领导的平教会迁到重庆，成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筹备处，选定重庆近郊之北碚歇马场为院址，晏阳初全家也在歇马场一个叫白鹤林的地方暂时居住下来。而这时，作为左翼学者的侯外庐，也正好避居于白鹤林，主编一份由孙科提供支持的《中苏文化》杂志，和晏阳初比邻而居。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侯外庐撰写回忆录《韧的追求》，提及晏阳初时说：“想不到抗日战争把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活动推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得到一个机会，能将这位人物的形象和这位人物的主张结合起来，建立一点感性的认识。”

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呢？“他（晏阳初）在歇马场以官价向地主买田四百多亩，然后将田交给原来的佃户耕种。这位乡村改革家怎样处理佃租关系，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四川重庆一带的农村，地主把田租给佃户，租额是固定不变的，即根据某一丰收年的收成折算确定下来，不论遇到多严重的灾年，佃户都必须按此定额交租，即使竭尽所获还不足数，也必须设法补足缺额。据我了解，‘平教会’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至于交出全部收获的佃户将何以为生，则是无人过问的。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究竟有没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有没有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便不言而喻了。”“晏阳初在白鹤林住了近一年，这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种更甚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说来近乎是滑稽，晏阳初和我仿佛有默契，彼此避免照面，以至于事实上我的确与他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晏阳初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今之读者从侯外庐先生对晏阳初的“感性认识”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晏阳初脱离百姓；二，晏阳初的生活方式和格调是和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格格不入的；三，晏阳初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使农民受益。值得注意的是，侯先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晏阳初已经没有什么避讳、掩饰的必要了，也就是说，这里的记载不会是侯先生为了某种需要不得不然，而是其真实的内心记录。

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对当下已成定格的晏阳初形象堪称具有颠覆效果，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一种平民教育运动，而其领导人居然脱离民间和百姓，那简直是一个笑谈。可是我们还有另外的记载。对晏阳初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晏氏事业的发端缘于他一战中在法国战场上为华工服务，主要工作是代写代读家信，并萌念创办《华工周报》、举办识字班，平教运动即肇始于此。关于晏氏这段生活，相关史料上说他和“华工共同起居”，从当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上看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一个有脱离底层百姓倾向的人大概是不会做这种工作的。再看晏阳初拟订的《乡村改造工作人员九项守则》，前三条分别是“深入民间”、“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这会不会是一种具文呢？如果不是具文，会不会仅是针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而设，晏氏自己却完全不受此一规则之约束？其实我们只要想一想晏阳初在从事平教工作人员中的崇高威信就明白了。关于晏阳初的生活方式，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们后来也有多种回忆，随便摘引几条：“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和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孩子从小就养成不奢侈、不浪费、爱惜财物的好习惯、好思想”；“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作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氏）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晏氏）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他家作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20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氏）常说：平教会的经费是‘沿门托钵’来的，其中包括不少孤儿寡妇的捐赠，如我们不踏踏实实为平民工作，随便浪费他们的捐款，是对不起他们，也是一种犯罪！”……（均见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晏阳初纪念文集》）。这些师生们的回忆我以为大致可信，晏氏骑驴下乡有流传至今的照片为证，至于其在经费上的律己，只要我们想想，平教会的经费很多来自美国财团的捐赠，如果晏阳初个人生活奢华，接受、使用捐款的手续不清，精明的美国人会如此慷慨地给晏氏持续支持吗？

如何评价侯外庐的晏阳初印象？其实侯先生自己说的很清楚，他虽然和晏阳初比邻而居，却“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说这种印象得自传闻应该不过份。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传闻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晏氏深受西方文化洗礼，且为虔诚的基督徒，其平素行事和生活格调有那么一点“洋味”，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考察侯外庐之所以有这么一种“晏阳初印象”，晏阳初身上的“洋味”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则正如上文所述，必须推原到思想、理念上的严重分歧，而思想、理念上的这种对立正是看人容易先入为主的要害。

晏阳初的思想简而言之，他认为中国农民有四个基本问题，就是“贫、愚、弱、私”四个大字，而“贫”是根本，农民生存都成问题，所以没法讲究卫生和教育，更不会热心公益事业。针对这四大问题，他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开展四种教育，以“生计教育”救农民之贫，以“文艺教育”救农民之愚，以“卫生教育”救农民之弱，以“公民教育”救农民之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追求点滴改进的路径，未触及社会制度之根本，且容易被视为企图抹煞阶级对立。这种路径自然为追求根本解决的人所轻蔑。侯外庐先生就说：“（晏阳初）的特点是，常常不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他搞的那一套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不相矛盾，与国民党统治利益更不相抵触。抗战期间，通过一年的旁观，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晏阳初自称欲救治国人之贫弱愚私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热中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 ‘乡村建设’的倡导者自居，却决不缩小与中国百姓之间的鸿沟。退一万步，如果说晏阳初心中真有一个乌托邦的话，我想，那也兴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而这位布施者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过是从美国人那里得来的。”

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解决之道？历史已给出了答案，这里不论。不过，我们可以对侯先生为论证晏氏路径之无益所举的一个例子略作分析。平教会买了田租给农民，“没有实行减租，也没有改变定额地租的办法，他们与一般地主的不同在于，逢歉年，允许佃户免偿缺额”，所以，侯先生认定其没有 “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照侯先生的意思，平教会大概只有买了田一文不取地分给农民，才能算“改善农民经济地位”和“触动农村封建剥削关系”了，可是我们知道，平教会本身不置产业，其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募捐，如果按这样做下去，能够坚持几天？

侯外庐对晏阳初的批评很有代表性。正因为思想和理念上的差异，很少对宏大问题发言，追求点滴进步的晏阳初极易被判定为一个阶级调和论者，统治阶级的帮忙和帮闲者，可是我们回到我上文所举的问题：人类有没有超越国家、种族、阶级界限的共同敌人？时代进步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像晏阳初所列的“贫” “愚”“弱”“私”正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这样的敌人所要威胁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哪一个阶级，而是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消灭这样的敌人，需要人们携起手来，泯灭一些狭隘的界限。

只有具备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才会有晏阳初开创的这样的伟大事业，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晏阳初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五柳村2008年5月1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