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南海骑鲸客 于 2005-4-18, 23:38:39: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之间有如下的一段对话：“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在与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谈话时，毛泽东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谢日”言论刚刚登网时，其真实性曾受到广泛质疑。许多读中国历史教科书长大的网友，不相信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盖世伟人会讲出这么令人作呕的话。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一两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就不会对毛泽东的由衷之言产生怀疑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不许杀蒋介石，中共和张杨不得不放虎归山。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虽然答应同中共谈判，但在谈判中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在与周恩来的庐山谈判中，蒋介石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各自推出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由“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来做事”。中共中央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压力，于1937年6月25日决定作出重大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对“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不加反对”；同意由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人担任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期托故不去”。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带着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飞抵上海，准备参加新一轮谈判，就在当天夜里，“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时，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既要组织华北抗战，又准备一举围歼驻沪日军，没有精力与周恩来扯皮，就让张冲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放宽了一些条件，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参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的适时爆发，中共的党政军权力统统都要交给蒋介石了（这是斯大林旨意和蒋介石压力的共同产物），三十年代末的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十年后的张澜，甚至有可能成为六十年后的魏京生（国民党方面曾要求朱毛像杨虎城那样留洋）。由于“卢沟桥事变”中放第一枪的人至今没有查清，日本方面怀疑是中共地下党所为，根据历史的逻辑性来分析，是讲得通的。当时谁最需要中日战争，当然是毛泽东。
戴晴在她的书中指出：1937年8月22日，中共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政府坚决打击侵略日军，只有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张闻天）反对红军“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日军也对毛泽东投桃报李，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已经有史料披露，日本人、汪精卫、毛泽东三方面在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不少私下交易。在“潘汉年工作”卓有成效的新四军地区，日伪军在“清乡”时，大多会先向中共通风报信。在“皇军”的眼皮底下，中共的军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成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本钱，毛泽东完全有理由“感谢日本军阀”。